联合基因集团自主创新纪实
   
本报记者  潘益大

    2008年，对联合基因集团来说，注定是一个感恩的年代。
    去年，当联合基因迎来创业十周年庆典时，这家当年由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毛裕民和谢毅两位教授，集资100万元起步的小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40亿资产，30多家企业，申请多达3800项专利，以基因技术为主的高科技产业集团。
    生命需要感恩，企业不能淡忘自己的成长。在这种几何级数式增长的能量裂变背后，一定蕴含着某些耐人寻味的东西。
    现在，在毛裕民董事长和谢毅总裁的领导下，联合基因开始了第二个十年的征程。比起初始的豪气万丈，此刻愈显理智清醒，而感恩改革开放伟大时代赐予的创业机遇，正在成为集团走向新辉煌的契机。
    温故知新。感恩从来不只是重温历史的记忆，而是为了又一次坚定的出发。当企业从激荡年代快速而又稍显忙乱的行进中重新认识了自我，未来的步履将迈得更加从容潇洒。
    秋风初起的晴好时分，我来到坐落在国泰路11号的复旦科技园大厦。
    “解码生命，造福人类”八个大字跃然眼前。怀着对基因工程的神秘好奇，我叩响了联合基因集团的门扉。
   
（1）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此刻，人们已习惯于用艳羡的目光打量这家实力雄厚的高科技公司，可联合基因自己却总是低调示人。他们知道，没有30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就不会有今天的一切。
    1978年10月，26岁的毛裕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走进了复旦大学生物系。进大学接受系统完备的高等教育一直是他的梦想，可这一天却迟来了整整十年。
    这使他感慨万千。要知道，在本该参加高考的年龄，他却被上山下乡运动裹挟到了东海之滨的农场“战天斗地”。晨钟暮鼓、春去秋来，当毛裕民从一个不谙世事的中学生成为连队党支部书记时，日月经天已然悠悠十载。
    而共和国的命运，也在此时发生了根本转折。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决策，激发了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找回文明家园的巨大热情，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勃然兴起的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滚滚洪流，从此改变了中国青年的人生走向，毫无疑义也改变了毛裕民的未来生活。
    如同所有“被耽误的一代”决心追回失去的青春和时光一样，毛裕民急起直追，以加倍的努力，在知识的海洋里劈波斩浪，奋力前行。又历经青灯黄卷十年苦读，到了1988年，这位迟来的高龄大学生，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从学士、硕士再到博士的三级跳。
    十年一剑的磨砺，不仅造就了毛裕民扎实的基础理论研究功底，而且开启了他科学创新的智慧之眼。厚积薄发之际，使他在随后短短数年间，收获了以基因技术为核心的一系列创造发明成果，并实现了从一个学者到生命科学领军人物的角色转换。
    此时正值上世纪九十年代，如同改革开放在加速推进着中国社会转型一样，世界科技进步的浪潮也给中国科学家提出了严峻挑战。
    标志性的事件之一是，美国启动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为基因技术的巨大商业价值所驱动，一场没有硝烟的“基因争夺战”，开始在世界生物医学领域暗流涌动。抢注基因专利、占有基因资源、抢占基因产业的制高点，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巨资创办基因技术企业，专注于功能基因的研究。一些心怀叵测的人甚至还到我国的一些经济落后地区廉价抽取中国人血液样本，寻找特征基因，以达到其控制今后中国医药市场的目的。
    这时，同在毛裕民复旦生命科学学院的谢毅再也坐不住了。
    这位来自湖南的青年科学家自小爱好跑步，在遗传学研究领域他也一路小跑进发，在人类基因克隆与功能研究中尤其走在前列。他愈是触摸着世界生命科学最新的脉动，矢志追赶世界基因技术和产业发展步伐的决心就愈是强烈，彻底改变中国人看病吃药重走依赖外国老路的意志也愈发坚定。他带领着课题组，没日没夜地在基因测序领域创新探索。为此，一向主张坚守在国内从事科研的他，甚至放弃了美国一个研究机构为他投资200万美元在美国建立实验室的邀请。
    虽说技术的突破已经水到渠成，但资金短缺的瓶颈却阻隔着大规模实验操作的检验。钱从哪里来？出于对自己技术的自信，及对基因产业的前瞻性认识，经过反复酝酿，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胆想法萌生而出：自己集资干。
    谢毅找到了比他年长11岁的毛裕民，把想法和盘托出，俩人一拍即合。
    在回忆起当年的这段经历时，早已是联合基因集团总裁的谢毅说：“毛老师数学好，思路清晰，看问题很客观，容易调整思路，不好面子。我跟他合作，用3分钟就讲清了创业思路，他认为方案99%是可行的，还有1%需要验证，于是我们就筹集了100万资金，为的就是验证一下自己的思路，事实证明确实可行，于是就开始干了。”
    这在当时不啻是一着险棋。别说美国硅谷教授创立很多企业，在中国可历来是禁区。好在这时政策环境正在变得日益宽松，教授办企业开始不再受限制。当有些人质疑教授的研究成果算不算职务发明，教授为什么占那么多股份时，复旦大学校方的态度却非常开明，认为要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就要调动教授作企业的积极性，学校可以不做大股东。时任科技部副部长的惠永正，也公开表示教授办企业是件好事，有利于产学研结合。而上海市科技产业18条政策的及时出台，为教授办企业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
    就这样，1997年11月，联合基因在两位新锐教授的率领下，带着创业的希望上路了，从此一发不可收。
   
（2）
    一石激起千层浪。
    放着好端端教授不当，却下海办企业开公司，虽说这事并非头一回，还是引来了不少质疑声。这一切早在预料之中。最要命的是，企业发展急需的资金问题，并不会因为教授走出书斋就从天上掉下来。
    尽管作为初始的创业者，教授们自己成为“天使基金”的出资人，给自己做了风险担保，可区区百万元对于基因这样一个资金门槛要求很高的产业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就自主创新水平而言，毛裕民和谢毅教授课题组共同开发的高效全长cDNA克隆测序技术，已经克服了新基因克隆中重复率高、完整性差等世界难题，而经过实验室的充分认证，技术的成熟也具备了大规模流水作业的条件，可偏偏生物技术是个烧钱活，光靠自筹的那点小钱，又能玩转几天？
    原以为好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但经过一番四处奔波吆喝，识货的人既不多，肯掏腰包的更寥寥，有的貌似喜欢，等到张嘴谈钱，又王顾左右而言他。真是商海茫茫，无奇不有，谁知道海有多大、水有多深？用联合基因首席执行官秦义龙的话来说，“当初我们很傻很天真，以为技术就值钱，其实技术只有转化了才值钱。”在最初的兴奋过后，向来习惯于在实验室里埋头测数据、做研发的教授们一时不知所措。
    一滴水见太阳。融资难的背后是科技成果转化难的老问题，在更深层面上，折射出一直以来自主创新的步履蹒跚，进展迟缓。
    当企业不断呼唤技术创新回归主体时，事实却是一段时间来，全国60%以上的企业没有自主品牌，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仅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由于缺少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
    另一方面，在教授、专家、学者、科技人员有了自己的发明专利、自主产品，却根本无法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这里既有政策体制重重障碍，也有社会认知的不成熟，当社会进步的滞后不足以释放更多智慧的创造时，结果只能使许许多多历经无数艰辛而形成的创新成果束之高阁，尘封箱底。
    联合基因的脱颖而出，既然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潮流，就不能不对积弊深重的旧观念、旧体制、旧做法、旧习惯提出有力的挑战。毛裕民和谢毅当初之所以果断走出安稳保险的高校象牙塔，选择一条自主创业的不归路，不就是为了闯出一片前人未曾有过的新天地吗？这是新旧体制转换中的艰难突破，无疑需要开拓、冒险和勇气，外加几分适应市场的智慧。在创业的路上，他们渴望验证自己核心技术的商业价值，同样也期待验证作为知识精英的自我价值和人生价值。
    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感在联合基因所有创业先锋的内心升腾而起。要闯关夺隘，披荆斩棘在所难免。而在企业坚持坚持再坚持的努力下，幸运女神开始光顾联合基因。
    先是获得上海新黄浦集团7000万元投资，建立上海生元基因开发有限公司，人类新基因克隆测序工作进入大规模流水线式生产。随后，联合基因公司又把基因芯片项目整体打包之后估价5亿元，并把其中的一半股权以2.5亿元卖给了星湖科技，创中国生物技术作价之最，双方合资成立博星芯片公司。博星公司又把其中的肝炎芯片以2500万元卖给了其他上市公司。紧接着，公司把目光转向国际市场，以博德公司身份参股香港著名的精优药业公司，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资本的频频青睐，显示联合基因的核心技术得到了社会的认可。生物基因的产业化前景越来越被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看好，不但使公司对于进一步通过知本与资本相结合的杠杆撬动庞大资金流充满信心，更对加快技术创新开发研究倾注了空前未有的热情。当公司以两条基因专利质押从上海银行贷出1000万元资金，在他们看来，这与其说是融资方式的创新，不如说是技术优势的价值体现。
    事实上，联合基因不仅在国内的技术优势首屈一指，与国外的同行相比在很多方面也名列前茅。迄今为止，公司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规模人类基因数据库，克隆人类基因数量居世界第三位；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块基因芯片，并率先将其基因芯片技术在中国推广运用；申请了超过3800项发明专利，居中国企业第一位；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基因分析技术的新药筛选平台；建立了国内最早的基因检测技术和服务体系，并开展了大规模健康基因检测服务……
    技术转化期盼资本推动、资本介入加快技术进步，联合基因得益于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创新优势的成功实践表明，技术和资本一旦实现良性互动，企业就将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以其独特的路径迎来一片艳阳天。
   
（3）
    山高人为峰。
    当人们瞩目于联合基因非凡的创新成就时，实际上恰恰是对其创新人才团队的讴歌。如果把创业比作登山，那么，一次次的惊险跳跃、一次次的绝处冲顶，唯有拥有一批训练有素、专业水准超群的攀岩高手，才可望独辟蹊径，抢占先机，在万山之巅书写别样的风光。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伴随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自主创新正成为汹涌澎湃的时代洪流。在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急切呼唤中，只有那些自觉汇入自主创新洪流的企业，才能保持旺盛不衰的生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创新须臾离不开人才。科教兴国必辅以人才强国方能相得益彰。作为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崛起于改革开放激荡年代的联合基因，最清楚这个道理，所以从企业开创之初就把人才高地的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
    当我从国泰路来到邯郸路100号联合基因的生产总部，目睹那一间间实验室里年轻人紧张忙碌的身影，对人才在推进企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又多了一分具体的感受。
    别看这里是厂房仓库改建的实验室，联合基因短短数年间开发的一系列最新科研成果，可都诞生于此。
    走进联合基因首席芯片专家李瑶那不大的办公室，她正在电脑前埋头工作，案前照例放着几大本不同版本的《细胞生物学》教材，这是她作为复旦大学遗传研究所教授一直在上的一门研究生课。
    1999年1月，回到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加盟联合基因前，这位来自四川大巴山的柔弱女子，正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做博士后，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才干、勤奋和品行，不仅使李瑶很快赢得了同行们的赞誉，还为她提供了在美获得工作签证和丰厚年薪的机会。但当她从丈夫的越洋电话中，得知复旦大学也开始向人类基因组研究进军，她毅然决定回国。这一夜，李瑶失眠了：为了自己对留美的放弃，更为了接受祖国土地上全新的挑战。
    当时，联合基因公司虽然初创不久，却已瞄准人类新基因为核心，决心通过研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功能，最终获得药物靶标和药物，并实现产业化。作为基因组研究必不可少的技术手段，基因芯片将大量特定序列的DNA片段，一点一点地固化在玻璃衬底上，在方寸之间形成高密度的DNA阵列，这几十万根DNA“探针”能够和其它DNA样品相互作用，从而检测到大量生物信息，并将信息记录下来。
    就这样，李瑶带领着一群的年轻技术人员，开始受命负责基因芯片技术平台的组建和技术攻关。一个全新的领域，仅凭过去学到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在国内又没有这方面的专业指导人员，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其间遇到的困难和坎坷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她一面埋头于图书馆和资料室，废寝忘食地查阅文献资料，一面想方设法与国外同行建立联系，虚心向他们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芯片研发工作开始有了新的进展。
    在那些攻坚克难的日子里，李瑶与伙伴们夜以继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连睡梦中也在想实验的事，有时灵感突然降临就连夜起身研究。就这样，她边实验，边研究，边攻克难题，在吸收消化国外技术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一次次实验的失败，没能阻止李瑶研究的步伐；一次次难题的破解，更增强了李瑶掌握尖端芯片技术的信心。经过半年苦战，研究工作终于取得重大突破，一个国内首创、国际一流的基因芯片技术平台在联合基因建成了。
    一时间国内各大媒体都竞相报道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国际同行也为之震动，美国cDNA微阵列基因芯片创始人之一Mark Schena博士曾先后两次到联合基因参观交流，对李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惊讶和赞赏，特邀她参加在美国费城召开的“chip to hits 2000”国际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学术交流，成为全球基因工程舞台的一颗新星。在国内，基因芯片技术价值创下国内知识产权作价之最，为上海市引资2.5亿元。
    基因芯片技术平台的建立，为基因芯片的研究和产品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通过不断完善技术，李瑶又开发了表达谱系列芯片、检测基因芯片、诊断芯片等十多种基因芯片产品，在人类重大疾病如癌症、心血管疾病的发病机理、医学诊断、个性化治疗、疾病易感基因检测、药物开发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司的“Biodoorchip4000基因芯片（微巨阵）”和“基因芯片技术及产品的应用研究与开发”项目分别获得上海市优秀新产品一等奖和科技进步一等奖。
    基因芯片首席科学家李瑶的成功，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立志报国的顽强拼搏精神的胜利，也显示了联合基因作为民营高科技企业在自主创新体制、机制上蕴藏着无穷的活力。
    从一开始，李瑶就不是孤立的。在她的背后，既有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强大的研究团队，又有联合基因雄厚的资金投入和灵活的市场运作。她身为受聘复旦遗传所的教授和联合基因公司的项目攻关负责人，这一身二任的特殊角色定位，使她成为产学研战略联盟的最好纽带。多年来，人们苦于找不到产学研一体化的理想模式，而当一家从高校分离出来又以母体为依托共享一支科研队伍的民营高科技企业，以市场为导向、以学院为背景、以研发为支撑投身创业时，一种被旧体制压抑已久的创新活力就源源不断迸发出来了。
    这些年，李瑶和她领导的十几个人的研究组，完成了国家“十五”863计划生物和农业技术领域生物芯片重大专项课题的子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项，科技部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等国家和省部级项目6项。在国外SCI刊物上发表论文24篇，出版基因技术专著4部，申请国家基因发明专利3项，获得授权专利3项，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第六完成人），还培养了7名博士生，10名硕士生，其中8名已经走上了工作岗位。
    尤其是被国际权威SCI收录的科研论文，平均每篇的科研成本仅两三万元，而该领域的平均科研成本是每篇十几万元。而且其中的不少研究具有实用价值，还可转化为生产成果，过去为发表为评职称而炮制论文，论文问世即束之高阁的现象也不复存在。
    对此，公司总裁谢毅总结说，当初离校下海，不满产学研脱钩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的科研长期跟着国外走，从“八五”、“九五”到“十五”期间，很多科研没有连续性，缺乏严谨的积累，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但研究只有为社会服务，应用到社会才有存在的价值。幸好一路走来，政策环境随改革开放的深化不断应时调整，为我们创业提供了有力支持，每每念及此，联合基因对改革开放30年的感恩之情便油然而生。
   
（4）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有了好的产品，有了优秀人才，想象中企业发展理应顺风顺水红火起来。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这样，对一家以基因技术为主的高科技公司尤其如此。
    生活常常同人开玩笑。联合基因从自筹资金起航，到一系列基因功能开发成功，竟在长达七年时间里没赚一分钱，说出来都没人信。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对此，长期负责公司产业化运作的首席执行官秦义龙深有感触：“早先我们克隆了很多基因，很多技术都很好，但这只是对科研来说，并不能产业化运作。从1997-2004年，7年时间，3亿多的基础投入，我们都没有任何赢利，一直是投入投入。不过那时候不缺钱，当时IT和生物技术都是资本投向很热的方向，纳斯达克从1500点涨到了1万点，但1999年，这个泡沫破灭了。2000年没人投钱了，生物技术是最烧钱的，没钱研发就不能进行，我们摊子当时已铺好，但后面跟不上了。无奈之下只能裁员，从鼎盛时期的700多人，连续几年不断裁，一直裁到只剩100来人。”
    本来，科研成果转化需要资金投入，可有了钱不等于一定就能产业化。产业化的关键是产品必须有市场，必须卖得出去，从而产生规模效应，在产品得到市场认可前，再创新的科研成果也难以产生实际经济效益。尤其是生物基因有很强的行业特殊性，多年研发、巨资投入很长时间都可能没有具体产品，即使有了产品，也大多是放在冰箱的试管里，一般很难进行产业转化，这就迫使联合基因在加大基础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需要，开发适销对路的新产品。
    那时候，正逢美国万宝路烟民因为抽烟得病致死跟烟厂打官司，万宝路败诉赔了几个亿。但为什么同是抽烟，有人得病，有人安然无事？这就想到抽烟致病可能跟每个人的遗传体质有关系。美国学者也通过研究发现抽烟致死的人，在基因方面确实跟其他人有差异，大部分死者都有基因缺陷。于是，从肺癌项目开始，开始进行缺陷基因分析研究。
    事实上，科学界已经积累了大量基因组知识，对疾病与基因的关系的认识达到了空前的深度。研究发现，很多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如各种肿瘤、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往往是由于人体内存在某些缺陷基因，在一定生活环境因素长期影响下，逐渐演化成疾病。如ENaC基因的缺陷，使人肾小管细胞表面的钠离子通道不能及时降解，可导致钠离子过量吸收，在过量钠离子作用下，人们患高血压的风险大大增加；再如，BRCA1和BRCA2基因的缺陷，使其所承担的基因修复功能受影响，使若干与乳腺相关的基因发生突变的可能性增加很多倍，从而使乳腺癌发病风险大幅度提高。这些基因缺陷，被称之为疾病易感性基因。通过对这些基因的检测和分析，可以对每个个体未来患病风险进行预测，并在预测的基础上指导人们开展有针对性的疾病预防。
    秦义龙回忆说，当时这还是一个不起眼的研究工作，我们也没有做过市场调查等操作，只是直觉告诉我们可以做，而且打心底里想用高科技知识为老百姓做点实在的事情。后来一做几年，直到2004年我们终于研发出了几种技术服务性较强的产品。
    然而，又碰到营销问题。教授的强项在研发技术，营销恰恰是短板。科普带动消费的营销模式不错，可当教授专家把人们本就陌生的基因检测说得听众如坠云雾，乃至昏昏欲睡，继续改进方式方法就势在必然。实际上，对基因检测，从专业角度理解跟老百姓通俗的理解是两码事。从此，通过不断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联合基因的产业化之路在跌跌撞撞中，边总结边调整变提高，开始走出营销困境，逐步摸到市场门路，探索出一套适合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管理模式。
    现在，基于基因组技术的健康服务已成为联合基因产业发展的既定方针。公司高官对于这一定位的未来前景充满期待。
    资料显示，在美国，肇始于80年代中期的商业化基因检测，90年代后期进入普及阶段，目前，美国每年约有400万到500万人次接受基因检测。在肿瘤预防方面，基因检测加预防性手术显示出了强大的效能，通过基因检测加预防性手术，美国家族性结肠癌的发病率已经下降了90%左右，死亡率下降了70%左右。通过基因检测和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的实施，美国人民的疾病预防正在走入个性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在基因检测的指导下，主动规划自己的健康。基因检测不仅可以指导人们开展疾病预防，还可以为医生临床诊断提供非常重要的参考意见。基因检测还可以区分每个个体对药物的反应情况，从而指导个性化用药。2003年，美国FDA批准了一个临床方案，即治疗乳腺癌的药物Herceptin必须在基因检测的指导下使用。这个方案被学术界公认为个性化医疗时代的一个里程碑，它将改变传统的千人一面的医疗模式，使医疗活动更有针对性和更有效。
    毫无悬念的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深入推进，逐渐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必将迎来自己的个性化医疗时代，联合基因也将由于基因检测为越来越多人们所认识接受而走向新的繁荣。